随着我们的城市化步伐加快，绿化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越来越高，许多城市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争创“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宜居城市”等各式各样的城市发展目标，无疑更加刺激了城市绿化的市场需求。园林绿化业已成为一个企业争相投资的热门行业，同时也成为了一个腐败的高发区。近日，媒体曝光的云南、广西等地的园林绿化腐败案，相继提供了典型案例来佐证，同时也更加深化了公众对“绿化腐败”的认识。

　　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长”到了150多万元……巨大的“利润”让许多承建方铤而走险重金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取园林绿化工程的承建权，于是官员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曾爆出类似的“绿化腐败”案。

　　虽然“绿化腐败”案频发，但其实并没有多么高明的“技术含量”，主要还是一个权力寻租问题。正如业内人士的分析，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这种看得到的“利益”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性，腐蚀了许多“把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社会食利主义者，最后势必会出现“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最后开价可能就达10多万元”的现象。

　　“绿化腐败”具有工程腐败的一些共同特征，“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同样是园林绿化行业产生腐败的一个共通原因。预防腐败，无疑还需要加强制度监管，减少工程投资随意性，工程决策要监督，采购招标要公开透明，财政开支要重重审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化腐败”没有什么典型意义，腐败的原因和预防腐败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腐败的金额、破坏性、影响力也不是最大。但是，为什么“绿化腐败”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其实与“城市绿化奢侈病”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科学的政府决策既拉动了城市对古树名木的需求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空间。

　　由于城市绿化的巨大市场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早已是奇货可居，今年年初青岛市更是启动了一场高达16亿元的“植树增绿”建设运动，这些价值不菲的树种和建设投资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而这些绿化工程决策之初无疑都经过了政府部门的立项审批，实施前还征求了当地人大、政协的意见，甚至还写进了当地政府工作报告，谁也没有想到事后会遭遇这么多市民的反对。当前，许多地方政府都致力于城市改造和形象提升，并将其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大拆大建”之外投入巨资“多种树、大种树、种大树”，大搞“形象园林工程”、“政绩绿化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在决策上又掺杂了太多的“长官意志”，使得采购招标等关键环节处于不透明、不公开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腐败多发的诱因。

　　“城市绿化奢侈病”并不必然导致“绿化腐败”，但大量绿化资金的投入无疑为其创造了机会。告别城市奢侈病，还原城市绿化的本来目的，绿化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更节约，腐败的获利空间完全可以被压缩